EP37. 手足如何出乎意料地影响我们的人生

父母竭尽全力地影响孩子，但最新研究发现，兄弟姐妹也有着他们独特而深刻的影响力。

本篇文章作者为《纽约时报》资深撰稿人苏珊·多米努斯（Susan Dominus），改编自她5月份刚刚出版的新书《The Family Dynamic: A Journey Into the Mystery of Sibling Success》（家庭动力学：揭开手足成功之谜）。

《纽约时报》英文原版文章：https://www.nytimes.com/2025/05/06/magazine/siblings-families-parents-influence.html

中文翻译版本：

手足如何出乎意料地影响我们的人生

The Surprising Ways That Siblings Shape Our Lives

2025年5月6日

十四岁那年，我把自己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两件非常热爱的事情上：跑步和弹钢琴，尽管到了高中时我已经非常清楚，自己在这两方面都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出类拔萃。

有一次，在一场越野赛开始前，我和朋友照例步行预览赛道，聊得太投入，直到远处传来起跑枪声，我们才惊觉自己已经迟到了。而我的钢琴老师在试图纠正我的演奏错误时，有时会模仿我弹琴的样子，那个神情分明是在告诉我：考取茱莉亚音乐学院(Juilliard)这件事绝对没我的份儿。

那年我高一，新生年。哥哥比我大六岁，那年的感恩节假期他从大学回家，一回来就告诉我，他觉得我应该加入高中校报。我告诉他，校报早就没了，因为没人感兴趣，早就解散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当时站在我卧室门口的样子：当时的我正等着可以快点回去继续读我当时在读的书(是《布鲁克林有棵树》？还是《穴居人的部落》？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哥哥就像站岗一样的站在那儿，滔滔不绝的向我讲起没有自由媒体民主就会衰败，还批评我同学们的冷漠无感；他说学校必须要有一份校报，如果没其他人愿意做这件事，我就必须去做。

我能想象，如果是我的父母对我说那番话，我的反应很可能就是完全不搭理。像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我几乎是被生理机制设定好，要本能地抗拒父母最想灌输给我的东西。但，当然 —— 我的父母也根本没有对我提过这个建议。他们对我们是否该有一份高中校报这样的事情没有任何特别的看法；也许，他们本就并不像我的哥哥那样，真正的了解我。

我有时候会想，父母眼中的孩子，总是某种定格的存在，从他们降临世界的那一刻起，便难以改变——比如，曾经是个爱哭的婴儿，或者过于热情的小不点。

我是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总是很被动，更多时候是个旁观者，而非行动派；我不得不学会快速说话，因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晚饭的餐桌上我将永远插不上话。

而兄弟姐妹则与父母不一样。他们会在“家庭之外的环境里”观察彼此，目睹对方如何与其他孩子互动；他们像间谍一样，时刻在评估彼此的实力，有时会彼此感到威胁，但也常常为对方感到骄傲。

我不想在哥哥下次回家时再面对一次他的“说教”。我在意的不只是他的意见，我更在意他对我的正面评价 —— 那就是，他认为我有能力创办一份高中校报。于是，令我自己都意外的是，我真的去做了。虽然这份校报既没有获奖，也没有爆出什么大新闻（我记得当时报道最多的是关于学生冷漠的社论），但当我第一次坐下来编辑那些零零散散交上来的稿件时，我立刻就知道，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

当我的钢琴老师对我说，如果你不放弃其他课外活动、专心练琴，那么你就得换个老师时（她的潜台词其实是：你这种平庸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则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校报——将它变成了我的优先事项。哥哥几乎是半逼迫地把我推进了新闻写作这条路：因为他了解我的环境，了解高中生活该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

当我们去思考那些真正塑造了我们人生的力量时，我们总是第一个会想到父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几乎是过去五百年来精神分析和知识论述的核心；育儿类书籍常年高居畅销榜，关于育儿的各项建议也是变化频繁，就像“该吃什么、喝什么、吃多少”这样的健康建议一样让人眼花缭乱。尽管这些育儿建议时常自相矛盾，很多父母仍然乐此不疲地反复阅读，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孩子们总是令人困惑、多变、也不太会跟他们主动表达——而父母也深知，如果做错了什么，孩子长大后大概会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他们。

然而，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成千上万对双胞胎的研究后得出结论：所谓“共享环境”——也就是兄弟姐妹共同拥有的环境，包括父母——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几乎并没有让异卵双胞胎变得特别相似。

即使他们都接受了相同的双簧管练习规则、晚餐仪式、惩罚制度、家庭价值观以及父母关系的和谐或冲突，这些因素在很多关键层面上都不会真正改变什么——兄弟姐妹的性格可能最终和街上两个陌生人一样南辕北辙。

当然，没人会否认父母的养育不重要；许多充满爱心的父母日夜纠结的那些选择——比如孩子是否应和父母同睡、规则是否需要一丝不苟地执行还是偶尔放松——其实，这些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当然，这也不是说基因无所不能；而是说，“养育”包含的内容远不止父母范畴内的教养—— 孩子所接触到的环境影响非常广泛，包括但不仅限于，他们每天接触的媒体、与他们共度大部分时间的朋友和老师，仅仅这些因素就已经足够复杂和庞大。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兄弟姐妹。

“我认为，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是心理学领域中一个完全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话题，”心理学家、青春期研究作家丽莎·达莫尔(Lisa Damour)这样说道。“在儿童发展研究中，我们的主要框架一直围绕着父母对孩子的影响，这是一个既定的传统，但我们却很难突破它。”

但达莫尔(Damour)也指出，任何养育了不止一个孩子的父母，或是有兄弟姐妹的人，都能直觉地体会到，手足关系对我们成长有着强大的影响力。

发展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在2011年的一篇关于兄弟姐妹关系的书评中这样写道：“如果说父母是孩子宇宙中那颗永恒不变的恒星，是遥远而始终在那儿的天体；那兄弟姐妹就像是那些近在咫尺、却闪耀炽热、有时还会会灼伤人的彗星。”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不断涌现为我们更清晰、深入地理解“手足影响力的重大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研究人员探讨了兄弟姐妹之间如何通过竞争影响彼此的选择与人生轨迹；他们进一步揭示了所谓“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的内在机制 ——一个孩子的经历如何对另一个孩子产生涟漪般的连锁反应；同时也以更严谨的方式审视了大众关于出生顺序的普遍看法。新一代的基因研究工具，可能会挑战甚至重新定义我们对手足关系的既有认知。有关这些互动关系的家庭故事素材几乎取之不尽，但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群体，也是让我一直很想研究的一类兄弟姐妹：就是那些有着惊人数量的手足都同时登上成功巅峰的家庭。

研究中描述的一些家庭动力学，或许在这些例子中被推向了极致。兄弟姐妹，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可以彼此激励、彼此推动；他们在竞争中、在合作中，有意或无意地共同塑造着彼此的人生轨迹。

长期以来，心理学家一直认为，兄弟姐妹之间往往会找到方式彼此区分，强化各自的一些特质，弱化另一些特质，从而迫使彼此进入能够在家庭结构中共存的不同角色。这种“分化机制”在我采访的一户卓越家庭——格罗夫一家（Groff family）中表现得格外明显，他们在无形中将彼此“推”向了各自独立的领域，并且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

她的姐姐、46 岁的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是一位备受推崇的小说家，三次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而最大的哥哥，48 岁的亚当·格罗夫（Adam Groff），曾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同时获得医学博士（M.D.）和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后来成为医疗领域的连续创业者，目前是达特茅斯-希区柯克医疗中心(Dartmouth Hitchcock Medical Center)的主治医生。

在这个家庭中，兄弟姐妹彼此之间似乎无声地完成了“你往东，我往西”的分工式成长，每个人都在不一样的领域里攀上了顶峰。

格罗夫(Groff)家的三兄妹谈到父母的勤勉和成就时，都带着一丝敬意——父亲杰瑞·格罗夫(Jerry Groff)是一名医生，母亲珍妮·格罗夫(Jeannine Groff)多年来一直是一名科学老师。他们夫妻俩都出身贫寒，通过勤工助学完成大学学业，最终共同为孩子们建立了一个充满舒适和机遇的生活。

但莎拉和劳伦都表示，兄弟姐妹对她们的影响至少和父母一样大，甚至更大。

比哥哥亚当(Adam)小 15 个月的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回忆说，从小她就觉得必须不断地“争口气”，来对抗哥哥那种天生的“主导型地位”。“她曾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我当时是个极度内向的小孩，而我哥哥从来不给我开口的机会，“所以我成了一个超级大书虫。”她通常会躲回自己房间，沉浸在陪伴她、为她提供情感避风港的书本中。

“如果不是因为哥哥典型的兄长式打趣和嘲弄——我绝不会读掉六十亿本书。”她对我说，“他比我年长又聪明，仅仅是这个事实就深刻地塑造了我。小时候我拼命努力，只是想追上他，向他证明：我不仅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我和他是平等的。”

如今，劳伦(Lauren)已经是一位畅销作家，出版了七部小说，还常受邀担任顶级文学奖项的评审。但她依然认为，自己从童年时期就对来自哥哥亚当(Adam)的不容置疑的优越感和自信心产生的情绪反应，一直延续到了成年。劳伦(Lauren)估计，曾经驱动她多年拼命向前的动力，有80%都来自哥哥亚当(Adam)。

而她的妹妹莎拉(Sarah)则感受到来自两个学业表现极为优秀兄姐的巨大压力。她对哥哥和姐姐的出色表现充满钦佩，却也因此感到焦虑，害怕自己在学业上永远赶不上他们。

兄弟姐妹研究中有一个令人不适却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从平均水平来看，家庭中的出生顺序确实与学业表现有关。一系列稳健的研究结果显示出相同的趋势(尽管差异不算特别大)：家中年纪最长的孩子通常在学业上表现最出色。

有些研究发现，父母在对待老大时会更严格地执行规则，而这种“长子效应”其实从怀孕期就开始了：母亲通常在第一胎时会更重视孕期健康，而父母在孩子出生后的关键发育期里，也会给予第一个孩子更多的专注与投入。研究人员分析了约 5,000 名美国儿童的数据库，发现家中的老大在认知测试中的表现从一岁起就超过同龄时期的弟妹，后来在学校的成绩也更好。虽然父母可能会声称他们对每个孩子的爱都是一样的，但现实是，他们在只有一个孩子时，确实有更多时间去丰富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而这一点，在有了两个或更多孩子之后就很难做到。

无论是莎拉(Sarah) 的哥哥和姐姐确实在学业上超过了她，还是她只是主观上这么认为，莎拉(Sarah)最终选择了许多“老幺”都常常会走上的一条路：那就是她在学术领域之外来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

莎拉(Sarah)认为，她自己最初对竞技游泳的兴趣，一方面出于对这项运动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也源自一种想在某个领域超越姐姐劳伦(Lauren)的渴望。“我并不是为了取悦父母而努力赶上哥哥姐姐，”莎拉(Sarah)说，“这是为了我自己——这种感觉无处不在。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而这意味着某种我自身的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在同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哥哥姐姐，我不会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努力开辟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一些研究发现，在体育领域中，年幼的孩子比例显著偏高。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体育管理项目负责人马特·鲁滨逊(Matt Robinson)与当时担任美国足球协会女子青年国家队项目主任(同时也是前国家队球员)的艾普丽尔·海因里希斯(April Heinrichs)合作，对大约250名年龄从14岁以下到23岁的女足球运动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于2014年发表在《足球期刊》(Soccer Journal)，发现：在这个顶级竞技水平的群体中，接近四分之三的在精英水平参赛的女性球员都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研究人员推测，这些女孩之所以如此努力，是因为她们想在和哥哥姐姐踢球时不落下风。这种持续不断的非正式竞争可能提升了她们的技术水平；此外，由于父母在带领年长孩子参加球队、训练和找教练方面已经有经验，因此在指导小的孩子时也更加得心应手。年幼的孩子也更可能更早接触体育运动——一个家长可能不会主动给两岁孩子一个足球，但如果她五岁的姐姐正在踢球，这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也许就会被吸引。

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乔纳·伯杰(Jonah Berger)在他的书《无形的影响力》(Invisible Influence)中，探讨了在体育领域中“老幺效应”现象的存在。他提到一项涵盖约250位运动员的研究，这些运动员都来自有两个孩子左右的家庭。研究发现，即便年幼的兄弟姐妹没有哥哥姐姐从事同一项运动，他们在精英体育领域中的占比也明显偏高。伯杰(Berger)指出，这表明弟妹不仅仅是受益于年长兄姐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试图从学业成绩更强的兄姐中“差异化”，寻找属于自己的优势领域。

对于莎拉(Sarah)来说，游泳是否能成为她擅长领域的想法，在她14岁那年似乎已经逐渐清晰。当时她决定横渡奥茨戈湖(Otsego Lake)——这是一片长达九英里的湖泊，正好就在他们纽约库珀镇家的外面。

当她向父母说出这个想法时，父亲表示怀疑。“亲爱的，那可是很远的距离，”父亲提醒她。

但莎拉(Sarah)却出奇地有信心。“我那时训练得可能还并不够，”她现在回忆说，“但我知道别人都做到了。我也可以游过去。”

家里每个人其实都有点担心莎拉(Sarah)完不成这场横渡，毕竟对业余游泳者来说，这是一次大约需要五小时的挑战。“这肯定会出事，”她的父亲曾对当时来探亲的哥哥这样说。

横渡当天，莎拉(Sarah)的哥哥亚当(Adam)和父亲划船伴游，在水面上一路陪着她。3小时49分钟后，莎拉(Sarah)站在湖对岸的码头上，身体微微颤抖。亚当(Adam)的双手因划桨而满是水泡，鲜红一片。莎拉(Sarah)不仅成功游完了全长九英里的湖面，更让全家震惊的是，她还打破了镇上历年来所有年龄段游泳者的记录。(而她的这个记录至今仍未被打破。)

“对于我妹妹来说，光是完成横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区分的方式。”劳伦(Lauren)说，“她是家里的老三——这件事在她的人生中有着重大的心理意义。这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运动员，而是她真正成为了自己。”

兄弟姐妹之间如何形成“区分”和差异，往往取决于家庭所能提供的资源。能否给一个孩子报长笛课，给另一个请网球教练，有没有时间接送孩子们上各种兴趣班——这些都是中产阶级或更富裕家庭才能负担得起的“育儿资源”。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在其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中，深入探讨了这种育儿方式中的阶层差异。她发现，工薪阶层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更少。这也意味着，这些家庭的兄弟姐妹们往往会花更多时间彼此相处，从而在各种层面上更容易相互影响。

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艾玛曾(Emma Zang)是最早意识到这一洞察重要性的研究者之一。她认为，这种“手足间的影响力”可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思路，从而制定出有助于提升低收入家庭儿童机会的干预措施。艾玛(Emma)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能改善年长孩子的学业体验，这种积极影响是否也会延伸到年幼的手足身上？

为了验证这一点，艾玛(Emma)调取了北卡罗来纳州1988年至2003年间入学的数千名学生的数据。大量研究表明，那些在同年级中相对年长的学生，往往在学业上表现更好。艾玛(Emma)想了解：这些年长学生的弟妹，是否也能从哥哥姐姐的“领先优势”中受益？她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那些在年级中属于年长群体的孩子的弟妹，在学业表现上更为出色，考试成绩也高于那些哥哥姐姐在年级中相对年幼的孩子的弟妹。而这一差异不受弟妹自身在年级中年龄大小的影响，说明这种优势确实来自其年长手足的影响。

在大学层面，也有类似惊人的发现。波士顿大学教育与经济学副教授约书亚·古德曼(Joshua Goodman)研究了一个与SAT分数有关的数据集。这些学生的 SAT 分数刚好处于一所“目标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附近。也就是说，他们几乎水平相当，分数相差不超过10分，可能只是一道题对错的区别，——这种微小的差别很可能纯属运气。但在实际操作中，在分数线以上的学生被录取了，而分数略低的则被拒之门外。

古德曼(Goodman)发现，那些被录取的学生的弟妹，最终进入同样竞争激烈大学的概率也显著更高。而那些哥哥姐姐仅因几分之差落榜的家庭，他们的弟妹入读优质大学的几率就低得多。这表明，那些最终进入好大学的哥哥姐姐，不仅提升了弟妹的期望值，也为他们提供了“可见的成功路径”，让他们切切实实从年长手足的经历中受益。

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的大学经历，可以说是对古德曼(Goodman)研究发现的一个真实写照，尽管她申请大学的时间比他的研究早了几十年。

奥巴马(Obama)的父母在芝加哥南区的一个工薪阶层社区抚养她长大。她的哥哥克雷格(Craig)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但藤校是一个在他们父母认知范围之外的概念。然而，克雷格(Craig)还是因其出色的运动表现被普林斯顿大学篮球队招募，这为他打开了精英高校的大门。

正如奥巴马在她的回忆录《成为》(Becoming)中所写的那样，看到哥哥最终的去向，让她对自己的可能性有了更广阔的想象。“我们家里没有人真正了解大学，也没有太多关于大学的讨论或探索空间，”她在回忆探访哥哥的大学时这样写道，“一如既往，我觉得哥哥喜欢的，我也会喜欢；哥哥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能做到。于是，普林斯顿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心中最理想的大学。”

她还记得，当时一位升学指导老师曾对她说过，她“不是申请普林斯顿的料”；她写道，自己对自己的能力始终充满信心；而很可能，她对哥哥的了解足以让她判断出自己与他的差距并不大。她知道，如果哥哥配得上普林斯顿，那么她也一定可以。

艾玛曾(Emma Zang)与古德曼(Goodman)的研究发现表明，在低收入家庭中，针对某一个孩子的有效干预措施，也可能会对其兄弟姐妹产生积极的溢出连带效应。这意味着，原本看似“个体性”的成功干预，实则可能影响更广泛：如果能够改善年长孩子的成长经历，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发展轨迹。

艾玛(Emma)的研究发现，兄弟姐妹之间将近三分之一的学业相似性可以归因于“溢出效应”(而非共同的成长环境或基因重叠)。但她也指出，“溢出效应”也可能是负面的，尤其是在弱势家庭中更为明显。生活在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因为各种干扰因素而在学业上处于劣势；而一旦兄弟姐妹中有人经历创伤、导致其在学校表现不佳，这种负面影响也很可能传导给其他兄弟姐妹，进一步拉低他们的学业成绩。由于考试成绩往往是未来收入的可靠预测指标，因此，在这些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的负面影响最终可能转化为较低的终身收入。

艾玛曾(Emma Zang)和古德曼(Goodman)都发现，“溢出效应”在弱势家庭中最为显著，这也凸显出学者们需要意识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影响力在不同社会阶层中运作方式并不相同。

例如，2022年发表在《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上的一项研究，对“家中长子/长女在学业上通常表现最佳”这一常被重复验证的结论提出了修正。但该研究发现，在高风险家庭以及父母非英语母语的家庭中，年纪最长的子女在2岁时的认知测试成绩或4岁时的入学准备能力，并不高于他们的弟妹。

也就是说，在这些家庭中，出生顺序的优势并不存在，甚至弟妹的成绩反而更好——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受益于兄姐的语言能力，以及父母在与幼儿园或学校互动中积累的经验。

我在一个姓陈(Chen)的四个孩子的家庭身上，清晰地看到了“兄弟姐妹之间的积极溢出效应”。他们在弗吉尼亚州一个小城市布里斯托尔长大。陈家的前三个孩子于1994年随父母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父母没有上过大学，也不太会说英语。

大姐伊丽莎白(为保护隐私，文中使用她的英文名)后来成为了一名医生，长期为华人移民提供服务；二哥陈易(Yi)如今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的CEO，他曾是餐饮软件平台 Toast 的创始五人团队之一，该公司在2021年完成了波士顿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科技公司上市；三弟陈刚(Gang)目前在一家领先的人工智能语言学习公司工作；而最小的弟弟德文(Devon)出生于美国，现在是亚马逊的软件开发工程师。

伊丽莎白10岁来到美国时，几乎不会说英语；因此她的母亲决定让她降两个年级就读。她告诉我，老师们总是很喜欢她，而她小时候就觉得，这很可能是积极刻板印象在起作用：老师们因为她是亚裔，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是个好学生。

但也有可能，但也许只是因为她比班上的其他三年级学生大了两岁，她更有条理、更有自控力。也许正因如此，她成了老师眼中的“乖学生”，学校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她能够闪闪发光的温暖环境。她的专长成了“如何在学校中表现出色”，而这种经验被她传递给了两个弟弟，他们也同样在学业上表现出色。

由于父母在镇上经营中餐馆，工作时间很长，家中年长的三个孩子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靠、彼此支撑。一位在他们家住了好几年的表亲回忆说，当他搬来时，那三位当时还在上高中的兄妹，彼此之间已经成了最主要的动力来源。

“正是他们三个之间的那种相互推动，成就了他们的成功，”这位表兄观察到，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放大了他们各自的天赋潜力。

他们的母亲坚持要求每个孩子至少学一件乐器；但真正让他们在音乐上不断进步的，是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帮互助。表亲回忆道，当他脑海里浮现出其中一个陈家孩子在弹钢琴的画面时，身边常常会有另一个陈家孩子坐在琴凳旁，帮着纠正和打磨技巧。

他们会一起做作业，大的指导小的。伊丽莎白会指导陈易该选哪些AP课程，等到申请大学时，也会帮他审阅申请材料；等到陈刚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帮助他。几年后，四人又像一个团队一样，协力帮助最小的弟弟德文(Devon)申请大学。

四个孩子都曾是各自年级的毕业致辞生，(虽然德文的成绩优势略显勉强，伊丽莎白一边叹气一边说：“他还算可以吧。”)

陈易解释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年纪小的手足们能做得比自己更好。”

伊丽莎白还在其他方面引导着弟弟们——她曾鼓励弟弟陈易(Yi)，也就是比陈刚大一岁的哥哥，把精力投入到摔跤这项运动中。她认为这是为数不多、不会因为体型而吃亏的运动，而陈易的体型在同龄人中偏瘦。陈易是个极具竞争力的选手，在高三那年，在他在所在体重级别的全州比赛中一直稳定地排名第二。

而陈刚因为和陈易关系密切，顺理成章地也开始练习摔跤——这时，陈易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训练陈刚的身上，陪他对抗、讲解技巧，甚至把他逼到筋疲力尽。

“我就是想让陈刚比我更强，”陈易说，“那是我的目标。”

兄弟俩都相信，如果不是陈刚同时也是三人中音乐造诣最出色的那位，他在摔跤上的成就本可以超过陈易。陈刚吹萨克斯风，曾获得全州乐团的次中音第一首席的位置，因此他也无法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摔跤运动上来。

当陈刚高三那年，姐姐伊丽莎白正在范德堡大学攻读医学预科。陈刚申请了耶鲁大学。放榜那天，他正在参加摔跤比赛，没法查看电脑。伊丽莎白当时正在实验室，试图帮他登录耶鲁的录取系统，但陈刚一直记不起自己的密码，还反复给错。

伊丽莎白紧张焦虑，怒吼道：“你真是个笨蛋，你不配被录取！”她之所以如此紧张焦虑，不仅仅是因为她希望弟弟有最好的结果，也是因为她知道弟弟在大学申请书里写的是姐姐 —— 如何第一次为弟弟“翻译”这个陌生的美国世界，告诉弟弟上学该穿什么衣服，提醒弟弟什么时候该从家里带午饭钱或是学校郊游的费用。

“我当时很害怕，如果他没被录取，那都是因为我没做好。”伊丽莎白这样说道。

最后，陈刚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密码并告诉了伊丽莎白。后来，伊丽莎白实验室的一位当时也在场的主管回忆起那个场景时，常常会笑出声：前一分钟伊丽莎白还在冲弟弟大吼，说他是个蠢蛋，下一秒她却突然安静下来，眼泪悄悄滑落，凝视着屏幕上缓缓滚动的字——“恭喜（Congratulations）”。

当家庭试图理解自己的内部运作机制时，人们常会诉诸于“出生顺序”理论——那些广为流传的家庭认知模式或思维框架，来解释为什么兄弟姐妹之间的性格和行为方式如此不同。

1996年，弗兰克·苏洛维(Frank J. Sulloway)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天生叛逆者》(Born to Rebel)，这本书迅速走红，成为畅销书籍，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包括著名生物学家E.O.威尔逊(E.O. Wilson)，他称这本书是“社会科学史上最权威、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苏洛维(Sulloway)认为，家中长子或长女由于与父母独处时间较长，往往更认同父母，更倾向于成为循规蹈矩、维护现状的人；而弟妹则更容易叛逆、倾向创新。他援引历史数据指出，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变革运动中，弟妹出身者的比例显著偏高；许多需要打破传统思维的重大科学发现，也往往出自家中的弟妹。

不过，苏洛维(Sulloway)的很多研究结果后来遭到了广泛质疑。例如，例如，他主张出生顺序比性别、种族或社会阶层更能预测一个人是否倾向于支持传统价值观；但1999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项涵盖1945名成人的调查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而之后被认为方法更为严谨的研究也发现，在“人格五大维度”(责任心、宜人性、开放性、神经质和外向性)方面，出生顺序并没有显著影响。

出生顺序研究的一大问题是“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被调查者在回答有关兄弟姐妹的问题时，可能已经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出生顺序的刻板印象。父母也会受到类似偏见的影响，从而对孩子设定不同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往往会带来长期影响。

比如芝加哥长大的伊曼纽尔三兄弟（Emanuel brothers）：他们的母亲是一位一位民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父亲则是一位积极关注社会正义的医生，而母亲在投身社会运动之余还要“管得住”三个精力旺盛的儿子。

长兄伊西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如今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著名生物伦理学家；二哥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并出任奥巴马总统的白宫幕僚长；而小弟阿里·伊曼纽尔(Ari Emanuel)则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体育娱乐经纪人之一。

伊西基尔(Ezekiel)的成长路径，似乎与苏洛维的理论相吻合：他是家中的长子，是那个认真负责的孩子，最终也确实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了医学领域。

在他的自传《伊曼纽尔三兄弟》(Brothers Emanuel)中，他写道：自己还不到六岁时，父母就开始对他说他将来应该学医。“我是一个医生移民的长子，”他写道，“再加上我是个‘乖宝宝’，各科成绩都很好，尤其喜欢科学，因为在那里面我可以真实地‘探索和试验自然’。”他接着写道：“我成为医生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我走上医学之路，也等于替拉姆(Rahm)和阿里(Ari)解除了一种职业选择上的压力。”

兄弟们也说过，在三人之中，伊西基尔是最聪明的。或许他真的最适合从医，或许只是父母将这种期待投射到了他身上，而他与兄弟们一起默默接受了这个设定。

可以毫无争议地说，他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因此在统计上更可能取得优异成绩；但必须承认的是，所有关于出生顺序的研究都基于平均趋势，是预测性的而非决定性的。

他是否“天生”就比两个弟弟更适合当医生？这点或许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父母将焦点放在大哥伊西基尔(Ezekiel)的职业发展上，但两个弟弟的人生轨迹并未因此受限，反而都走上了各自卓越的道路。

但父母对自己孩子在智力或其他特质上的“主观判断”——无论这种判断的起因是什么——有时反而会对孩子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些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

2015年，现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名誉教授的苏珊·麦克黑尔(Susan McHale)，在《家庭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两个手足的成绩基本相当，父母往往仍会认为其中一个更有学术天赋；而这种“主观认知”往往会导致被认为更“学术型”的孩子在之后的学业表现上进一步优于另一个孩子。

被父母认为更擅长学业的孩子，也更有可能对学术类的课外活动表现出兴趣；相比之下，另一个孩子，即便也很优秀，却可能因为没有获得这种认同而难以真正相信自己在学业方面的能力。

麦克黑尔(McHale)推测：“当一个父母认为其中一个孩子更聪明时，这个孩子随着时间推移，表现确实会越来越好，”她指出。“哪怕最初只是些微小的差异，时间一长，通过家庭内部的社会比较机制，这些小差异就会变成越来越大的影响。”

达尔顿·康利(Dalton Conley)是一位社会学家，同时也拥有生物学博士学位。他试图理清“天生倾向”与“家庭环境影响”之间的复杂关系。

例如：父母对孩子才华的判断是否源自孩子在某些方面的确天赋异禀？还是因为家庭内部某些动态，使得父母将孩子推向某个方向？抑或是孩子自己也因此朝那个方向努力？这些问题正是他关注的核心。

康利(Conley)认为，基因分析的进步可能有望回答这些复杂的问题。过去十年间，科学家对数万人的基因组进行了分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基因数据库，识别出各种性状相关的基因标记。如今，针对某个人的基因分析可以生成所谓的多基因评分(polygenic scores)——这些分数虽然仍然粗糙、带有争议，但它们能根据个体的多种基因变异，标示出其在某些性状(或疾病)方面的遗传倾向。举例来说，多基因评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一个人获得大学学位的可能性。

虽然这类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康利(Conley)相信，多基因评分最终将帮助我们理清手足之间的互动影响。

他目前正开展相关研究，试图通过多基因评分判断：父母是否有时会根据某些家庭动态将孩子“安排”在某些角色中，哪怕这些角色其实违背了孩子的天性。作为《社会基因组》(The Social Genome)这本书的作者，他深入探讨的是“先天与后天”的相互作用。他举例设想：如果一个孩子的多基因评分显示他在数学方面具有极高的天赋，但他在体育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而他的兄弟在数学方面的成绩其实不如他，但体育方面的不擅长更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父母是否会更倾向于认为那个兄弟才是“家里的数学人才”？这个兄弟才是天生更擅长数学的？

康利相信，多基因评分的应用有望揭开家庭系统中那些长期以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黑箱机制”。

他说：“家庭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人类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黑箱。我认为现在借助这些工具，我们终于有机会深入理解家庭关系的动态。”对人类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物种而言，能更好地理解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交织，无疑具有深远意义。他说：“我们一直以来对手足关系抱有各种直觉认知——现在终于有方法去验证它们了。”

那些希望为孩子争取最大成长潜力的父母，也常常感到有责任去“设计”兄弟姐妹之间的互动 —— 让他们关系亲密，或者至少是良性竞争而非恶性冲突。但如果说，养育一个孩子已经像是在下一盘永远下不完、而且可能注定会输的跳棋，那要管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更像是蒙着眼睛下国际象棋 —— 每一步都高度复杂，孩子们身上不断发生着难以预测的随机事件，而这些又持续影响着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一个父母若真能“设计”出一个和谐而圆满的兄弟姐妹关系，那他恐怕要不是天才，就是通灵者。因为我们孩子的人生 —— 就像我们自己的人生 —— 太多关键时刻往往取决于偶然与情绪。一个决定基于一时的心情或随机事件，随之而来的是命运的转折、性格的微调，而这些新变化又将与无数个微小的塑造性时刻继续互动，推动人生不断演变。

大约在后来成为奥运选手的莎拉(Sarah)横渡奥茨戈湖三年之后，她的姐姐，后来成为小说家的劳伦(Lauren)也决定尝试完成同样的挑战。

就在距离终点还有一英里左右时，划船陪伴她的父亲告诉她：只要稍微加快速度，她就能打破妹妹的纪录。

劳伦(Lauren)说：“说实话，我是个非常有竞争心的人，所以当时内心非常挣扎。”她想象着打破纪录会是什么感觉。然后，她想到了自己的妹妹。

劳伦(Lauren)最终决定，保持原本的节奏继续游，没去冲击记录。而莎拉(Sarah)的纪录最终也得以保留。

“莎拉(Sarah)那时候还很小，”劳伦(Lauren)说，“那是一件她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如果那天湖面上劳伦(Lauren)的成绩超过了莎拉(Sarah)，对当时正值青春期的莎拉(Sarah)将意味着什么。

假如劳伦(Lauren)做了不同的选择，莎拉(Sarah)是否还会继续在大学里坚持铁人三项训练，后来两度代表奥运出战，完成 140.6 英里的铁人赛，并三次夺冠，成为这一项目中最伟大的女性选手之一？

现在回头来看，一切似乎都刚刚好。而所有格罗夫(Groff)家的人，也都会同意这一点。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讲述关于它的故事。

翻译：ChatGPT & Lena